但另一方面，只有自然的材质也是不行的，不能完全没有人为的因素。
[25] 也就是说，仁爱这个仁是指的两个人之间的某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某一种关系。克己复礼不外乎是说：一个人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而遵守、维护这个社会的规范及其制度。
那么，在这个复兴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儒家的正义原则第一条正当性原则是说：我们在进行礼的建构的时候，我们在进行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建构的时候，必须出于仁爱的动机，出于仁爱的精神，出于仁爱的情感。这个情感当然是很广泛的，我们读《诗经》或者历代诗歌，就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情感的表达。B．易教中的理教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它是经过儒家——战国时代的儒者改造过的，就是《周易》大传这个部分——《易传》这个部分。我们不要管那些哲学家的理论。
什么生呢？就是《周易》的生生之谓易[75]。但在我的生活儒学当中，生活就是最大的事情，它是涵盖一切、收摄一切的，相当于我们用的另外一个词存在。丁耘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因是对存有问题的最终回答，而动力因是对自然问题的最终回答，二者最终不一不异。
他指出，如果杨先生承认其研究归属于当代中国哲学或者是一种更广意义的中国哲学的延续，那么，既然是中国哲学，它的底本应当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杨国荣先生取的是西方哲学的底本，我这样说的主要的依据是，他把哲学核心的部分看作是关于存在（即Being）的学说。[63]在传统中国哲学中，由于生生与名名不相分割，生生是名名的生生，名名也是生生的名名，因而，本体论与认识论也纠葛在一起。在同样意义下，我们也可以理解杨立华教授的《一本与生生——理一元论纲要》，该书立足生生观念对朱熹理学进行了重构，其中包含着这样的认识：以生生之道作为中国哲学的基础。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注释： [1] 俞宣孟：《西方哲学底本中的 Being 问题》，《哲学分析》，2013年第2期。《哲学研究》 2018年第1期。
[57]虽然名与字并不能划等号，因此将孔子或名家的正名也不能视为一种文字学工作，但是字与名的联系却值得深思。[6]概言之，西方哲学的核心是ontology（本体论），ontology是关于being的理论，因此being（存在）即西方哲学的底本，这非常明白。这样的概念也不会作逻辑推论，即‘不会造作。其中，形与实器气事行，最终与物相关，而物之为物的根本乃在于生，于是自然产生了生何以生的问题。
由此可见，如果说中国哲学也有底本，那么它想必是与名相关的。[76] 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第187页。同样，天理在原始儒家那里也没有那么重要，却依然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观念。李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参加美学大讨论，经过积累和酝酿，于80年代在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的脉络中提出了积淀说，最初只是一个美学术语，后来拓展为哲学概念并重新表述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及后来常提的情本体。
[7] 杨国荣：《道论》，第339页。进而言之，不管从中西两种哲学形态的比较，中国古代哲人对底本的体贴，亦或从形名相耦的汉语言哲学思维特点来看，生生都无法脱离名名问题。
如果说汉语也有一种语法学，这种语法学实际上是一种词法学，而这种词法学就是正名学。[73] 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第187页。
名与字分别相当于语言和文字，字在名之含义中的突出地位恰恰反映了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字不依附于语言，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34] 赵奎英：《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第60页。[36] 王小林：《名与言――中日语言哲学之演绎及启示》，《台大文史哲学报》, 2008年第69期，第39-77页。然而，生生哲学主要侧重于古今问题，由近代名学发展所彰显的中西问题同样重要。（《史记·太史公自序》）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诸子俱谈名论名，名家一词只看到惠施和公孙龙等人讲名，却未能兼顾孔子、老子和墨子等人也大讲其名，原因在于缺乏一种视先秦诸子为整体的意识。天地既分，物物而名之， 事事而名之。
……总括起来，‘名即是文字，即是写的字。[25]可见，生生哲学的兴起定是他乐见其成的。
这是因为底本论仅对一种哲学传统中的一般哲学特征提供解释。由此可见，底本不必仅从形式上理解为对某个术语的因循沿用，还可从内容上领会为对某种核心观念的创造性转换。
曹先生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名的讨论极为活跃，是当时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现象。由此可见，底本观念的限度，从另一方面也构成其独特价值。
杨先生一方面继承了熊十力的本体论，以接续十力学派的学统为己任，另一方面则发觉十力学派的本体论阐发有个遗留问题，即本体的时间性和空间性问题。当本世纪初前十年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沉寂为近十年来做中国哲学的实践以后，一种希望通过发掘生生这一中国传统思想固有观念的造论热潮开始出现了。[42]在这里，两离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为典型代表，容易理解，即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二分，且理念世界才是事物的本质。‘本体，包括‘哲学，这些概念、语词都是中国没有的。
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名学有被逻辑学肢解之虞，失去了中国意味。[2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12页。
[9]存在的后一层内涵体现了与中国哲学的内在联系，且因其突出了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正是其具体形而上学所要彰显的。那么，应当如何看待那些似乎脱离了底本管辖范围的思想呢？如果站在与底本相符的立场看，与底本脱轨即意味着没有意义可言，可是，这些脱离了底本的思想真的没价值吗？从中西哲学底本比较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专决于名的名家一系虽然并不符合中国哲学的底本，却与西方哲学强调理念、概念至上的底本观念有契合之处。
[46] 参见苟东锋：《控名责实何以可能——儒家名分思想初探》，《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2期。[50] 德里达：《论文字学》，第115页。
这一真理观不仅影响到传统的儒、墨、道、释等思想流派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接受准备了思想土壤。于是以之为基础，植入西方语法的概念，创造出了第一套中国语法学。（参见吴飞：《论生生——兼与丁耘教授商榷》。[33] 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4页。
这样来看，一体倒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只讲一个现实的世界，而是名实两个世界或方面不相分割。所谓中西问题即当中西文化开始接触以后，两种异质文化如何沟通的问题。
其基本原理可概括为如下两段话：有物将来，其形先之。前者是说名之成立需要形，后者是说形之固定需要名，形与名之间是在互动中成全彼此的。
然而，在丁先生看来，牟宗三由四因说认定儒家形而上学是目的论系统却很成问题，原因在于其未能领会为何目的因在亚里士多德四因中占据主导。我们知道，无论存在、本体论、形而上学还是逻各斯都与西方语言的系动词to be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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